沈阳30企业千亩厂房遭野蛮强拆
对于年逾七旬的亓宽超来说，眼下正是他最为困难的时候。“这家厂子，我苦心经营了23年。如今因这次搬迁而损失惨重，极有可能就面临倒闭的窘境。”这位老人愤怒中充满着无奈。亓宽超1988年创立沈阳市北方冷拉型钢厂，厂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上岗村。经过20余载的发展，北方冷拉型钢厂在沈阳市乃至东北地区都已小有名气。但是，今年2月末，当地政府的一纸突如其来的动迁令，让亓宽超满是忧愁。
“2月末，我们才接到搬迁通知，必须在6月28日前搬离。时间太紧张，我根本无法履行。”亓宽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“我提出异地安置的请求也遭到拒绝。不准许异地安置也就罢了，可搬迁补偿款实在太低，让我无法接受。”
令人不解的是，按职能划分，城建局本应是市政设施、园林绿化、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管理机构，可皇姑区城建局却越俎代庖，成为此次搬迁的实施主体。亓宽超曾就此与对方进行过多次协商，但都未就补偿款达成一致。而就在此情形之下，皇姑区城建局却在9月末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措施——“城建局组织上百人闯入企业，毁坏大门，欲图强迁。”
在野蛮搬迁之下，亓宽超陷入绝望之中。“补偿款过低，可能导致企业直接关门倒闭的厄运。”而上岗村的其他30余家企业遭遇了同样的尴尬。
一名企业负责人透露，在企业搬迁完毕、土地整理结束后，世界500强企业日本积水住宅株式会社（下称“积水住宅”）将在此进行房地产开发。这一地块66公顷（约合990亩），地处“黄金地段”。
沈阳市副市长刑凯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沈阳是首个全国现代建筑产业化示范城市。积水的业态符合沈阳的需要，它由建筑工地的现场建造，变成工厂制造、现场安装，是建筑产业的真正革命，也是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。”他向记者表示：“（积水住宅）买地的过程也必须是依法依规进行，走正规的招拍挂程序。”但是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，10月7日，积水住宅曾参与了由市政府组织的搬迁协调会议。在地块尚未进行公开招拍挂之前，积水住宅便开始介入搬迁事宜，令人不得不怀疑：近千亩地块是否已内定为积水住宅的“囊中物”？
上岗村的金山北路，宽约10米。这条修建多年的水泥路并不平坦。而就是在这条并不起眼的小路两侧却坐落着多达数十家各类企业。位于金山北路最东端的是一家名为崇山的彩色印刷公司。公司大门早不复存在，两根偌大的立柱坍塌在地上，裸露出青色的水泥；损坏的自动伸缩门则干脆被扔置在公司院内。“我现在暂时只能用木板和铁链代替大门了。”公司负责人曹承勇叹了口气：“原本大门好好的，可突然被皇姑区城建局带人给扒拉掉了。现在这么大厂子，连个大门都没有。”
曹接着回忆说：“9月26日上午，突然一大群人闯入金山北路，二话不说就直接把门给毁掉了。”为了证实所言不虚，他随后将当天的监控录像播放给记者查看。监控录像显示，当天上午11点整，约百名头戴白帽、身着蓝色工装的不明身份人员从东端闯入金山北路。人群后跟随着一辆履带式抓斗机。抓斗机开至崇山彩印公司门前，迅速将大门两侧的立柱直接推倒，而后又野蛮地用抓斗将伸缩门从中折断。不到半分钟，大门便不复存在了。
在同一天，金山北路两旁的企业悉数遭到了此种“待遇”—企业大门、围墙尽数被毁。在富山金属制品厂的大门口，总经理闫富强指着倒塌的围墙气愤不已：“这也是被抓斗机一把推倒的。”路旁的柳树歪倒在已经倒塌的大门立柱上，碎砖块随处可见。
据闫富强向记者回忆说，他与妻子1993年下岗之后，自谋职业，开设富山金属制品厂。“最苦的时候走过来了，如今却遇到这茬。”闫富强感慨道。闫富强的企业经营状况不断好转，突然的搬迁让他损失惨重。“之前签订的合同，因为这事儿已经泡汤了，并且要承担违约的损失。”据他介绍，若重新选择厂址，建造厂房，到实现满产，起码需要一年之久。“这一年的损失谁来承担？”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二人最近一直烦心不已。
皇姑区城建局的强硬措施引起了企业主的强烈反弹。企业主曾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，一直未有实际效果。据多名企业主反映，皇姑区城建局局长林宝山亲自指挥和组织了搬迁的全部过程。一名搬迁企业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自4月以来，多次发生此类强迁事件，已经有26家企业签订合同，实施搬迁。
当天，沈阳市国土规划局和沈阳市皇姑区政府分别发布了《征地公告》。两份公告内容完全相同，公告显示：以辽政地字[2011]337号批准征用皇姑区陵东街道上岗村集体土地65.9114公顷，用作皇姑区2010年度第十批次建设用地。此次征地按照630万元/公顷的综合标准给予补偿（合630元/平方米）。对于《征地公告》，这些遭遇搬迁的企业负责人表示，当时并不知情，直到2月末，才对此有所耳闻。2月24日，皇姑区城建局又发布了《动迁工作的各项内容》。随后的3月28日，皇姑区城建局又下发了《搬迁通知》。《搬迁通知》中表述说：为了加快三环以内“城中村”建设进程，加速皇姑区灵动地区村屯建设……现正式对上岗地区企业实施搬迁。搬迁期限为三个月：3月28日—6月28日。
“我在这经营了23年，3个月就要让我搬迁？！”亓宽超认为时间过于仓促：“并且城建局为何担负了搬迁的工作。这本不属于它的职权范围。”
记者就此次搬迁的一系列相关问题，致电皇姑区城建局局长林宝山。对方在得知记者身份之后，迅速挂断电话。记者多次发去信息询问，也未得到林的回复。皇姑区城建局副局长韩驰以不分管此类事宜为由，婉拒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要求。
沈阳市城建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，城建局向来主管市政设施和环卫方面的工作，搬迁根本不在其业务范围之内。“但是各区城建局由当地区政府管辖，可能分工有些不同。”
而一名沈阳市动迁办的中层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评价说：“常规而言，企业搬迁应该是由动迁办来负责，毕竟动迁办的工作人员对相关的法律法规、政策都比较熟悉。城建局缺乏相关培训，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错误。”
记者了解到，位于上岗村的70余家企业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开始在此设厂。既有村办集体企业，也有个人创立的民营企业。
“1988年，我在此创办企业的时候，这还一片荒芜，基本上都是菜地，基础设施也极为落后。”亓宽超回忆说：“当时一腔热血到这里，开始奋斗。”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企业数量逐渐稳定，并且部分企业之间形成上下游的生产关系，显现出了产业集群效应。随着企业的不断增多，各企业还曾自付资金修建马路，完善基础设施，倾注了诸多心血。如今，这一区域企业雇佣员工总数将近3000人，年产值将近4亿元。“强迁不仅让企业元气大伤，也使数千工人面临失业的困境。”
强拆，不仅企业怨声载道，居住在此的村民也多有抱怨。在一块已经拆迁殆尽的宽阔空地上，只有一栋平房仍孤零零地坚守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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